主题: 抗联文化与东北民俗文化的渊源 刘贤

东北抗联是在东北民俗文化熏陶哺育下的抗日武装，东北抗联在战斗生活中吸纳东北民俗文化精粹生成的抗联文化，与东北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它和东北民俗文化一样，是长白山文化艺苑的奇葩和重要组成部分。

    一、东北民俗文化的地域特征

    民俗文化，是人类最根本的基础文化、大众文化，草根文化、普通老百姓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生产生活，世代相袭，相延成习，因而具有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和地域性特征。

    东北的特殊地理自然环境涵养了地域特征鲜明的东北民俗文化。在气候高寒的东北山区，气候是东北民俗文化的基础。由于天寒地冻，东北人维持生存的首要任务是想方设法驱寒取暖。衣、食、住、行，都以防御严寒为准则。东北民俗中的“十大怪”大都受气候制约。如东北民居习俗中的：“烟囱安在山墙边，窗户纸糊在外”；“半里半外地土仓子，地窝棚当日盖”；“对面大炕屋子暖，老冬狗子雪里埋”。穿戴方面：“四块瓦片头上盖，反穿皮袄毛朝外”；“腰里捆个大腰带，靰鞡头子穿起来”。生活习俗方面：“家家都有篱笆寨，山山都有胡子在”。饮食习俗中的“吃菜现到山上采，烧柴房后随手拽”。这些都与防御严寒有关。对面大炕是东北御寒的主要取暖措施，烟道在全屋里穿过，到山墙根引出，可以充分利用热能。东北室内与室外温差大，窗户纸糊在外，使之处于永冻状态，就不会破损。东北人戴的毡帽四边带有长舌，随时可以翻下来防风取暖。

    由此可见，民俗文化是在自然环境、气候环境、经济生活、民族文化基础上生成、发展、保存下来的，也必然随着时代进步而不断更新、发展和变化。

    在抗日战争中生成、发展起来的抗联文化，是吸纳东北民俗文化精粹生成的军旅文化。它全面反映了东北人民在抗日战争过程中，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生活面貌，以及抗联文化的发生和形成根源。它与东北民俗文化一样，同为长白山文化的两朵绚丽多彩的奇葩，二者相互包容、相互促进，并行发展。东北民俗文化为抗联文化的生成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抗联文化的存在使东北民俗文化在日本侵略者“亡国灭种”的殖民统治下得以传承和保存；多彩的东北民俗文化为抗联文化提供生成发展的物质条件，抗联文化在反侵略斗争中不断吸收和借鉴东北民俗文化元素，丰富了东北民俗文化的内涵，为东北民俗文化注入抗日救国的先进文化因子的同时，更鲜明地张扬了东北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对东北民俗文化的长久续存和传承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抗联文化与东北民俗文化的渊源

    抗联文化与东北民俗文化有着天然的渊源关系。具体表现为：

    1、东北饮食习俗赋予抗联部队极强的生存能力

    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行军打仗的起码条件。然而，在长白山抗日游击战争中，由于日本侵略者对抗联实行了全方位、极严厉的经济封锁政策，“集家并屯、保甲连坐”，导致抗联与人民群众的隔绝和分离，得不到粮食补给、兵员补充、弹药供应，被困在渺无人烟的茫茫林海之中，处于生存极限下的抗联部队，与日军作战既无“先行”条件，又无生存立足点，艰苦的困难环境培养了他们吸收和借鉴东北民俗的自觉性。抗联从满族人“羊马随征，因粮于敌”的游牧习俗中获得经验，养成一套独　特

    的、极度节俭的饮食习惯和超常的生存潜力。具有超常生存潜力的军队，与敌人较量时就具有超常的战斗力，就有能使抗日游击战争连续运转的动力。他们以炒面肉干和泉水为主要饮食，他们什么动物肉都能吃，甚至山野菜、树皮都是食物来源。东北民俗中的“吃菜现到山上采”，就是他们的天然后勤保障体系，以“靠山吃山、以战养战”来繁殖培养部队的自我生存能力，保障部队游击歼敌的自我供给。最困难的时候实在没有吃的，他们竟挖开积雪找雪底下的草叶吃。所以，任何高山峻岭和林海雪原都阻挡不了抗联对敌人的长途奔袭，迂回歼击。

    满族游牧部落向来有吃干粮的习俗，炒米炒面是努尔哈赤打江山的“功臣”。抗联将这一习俗延用于长白山抗日游击战中，吃苞米粒、烤牛肉串，肉串烤熟之后再捶成牛肉末，随行随用，携带方便。抗联老战士说，他们烤牛肉串的方法很特别“把牛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用树条子串起来，用湿柴点着火，就放在火上烤。因为湿木头点着后冒气不冒烟，不易被敌人发现，还能慢慢地把木头烧成火炭，战士们就在炭火上烤牛肉。牛肉烤成干以后，再放在木墩儿上用棒子捶，捶成牛肉末装起来，拌树皮和野菜一块吃，这就是那时最好吃的饭食了。”这种吃法和做法与《金史》、《大金国史》、《三朝北盟会编》等史书记载的女真人“习惯炙股烹脯，以余肉和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如出一辙。

    所以，“那时对抗联来说不存在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的概念，只要不药人、没有毒，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东西。”杨靖宇和抗联一路军就是用这种独特方式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的，这种后勤供应方法既不用在部队战斗序列后面跟着长长的给养队，又大大减轻了部队行军作战的负担，使之更有力量和能力大胆地向敌人的纵深穿插迂回，这就是为什么抗联部队在日军“围得铁桶一般的”包围圈里攻下一个个部落竟是那么容易的秘诀。

    2、关东土仓子赋予抗联密营以独特的创造力

    抗联的密营与东北民居习俗中的关东土仓子有不解之缘。他们在关东土仓子基础上改进建造的密营，遍布长白山原始森林，形成密如蛛网似的密营网，赋予抗联独特的战斗力和创造力。

    东北民俗中的土仓子，是东北山民适应高寒山区环境而架设的简易房。其架设方法很简单，就地取材，因陋就简，砍两根碗口粗的木杆，用树皮“腰子”捆缚大小角度相同的两个“人”字形支架，顶端躺上粗细相同的横梁，也用“腰子”缚牢，下端埋进土里踩实，再在脊檩和“人”字支架上纵横排列一些细木杆，苫上桦树皮或黄檗（黄柏）树皮，里面往地上铺些松树枝子，放上狍皮，一

    个临时居所就算建成了。

    东北抗联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困难境地下，将东北民居习俗中的关东土仓子进行了一番改造，创建出比关东土仓子规模大得多，建筑方式讲究得多、隐蔽得多的密营。抗联密营除加大加固了土仓子的“人”字形支架外，还立有四根柱脚，增加了梁檩柁柱。四面墙壁用圆木刻楞，里面用稀泥抹平，盘上对面大炕，砌上锅灶。与关东土仓子相比，抗联的密营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利用地形地物伪装，隐蔽性能好，规模大，能住数十人以至上百人不等；二是冬天往密营房顶培雪浇水，夏天则植草皮落叶，使之既保温又隐蔽；三是在土仓子外围种植黄烟、大烟（罂粟），驱赶蛇虫，疗伤治病。抗联的密营一般都兴建在专门活动路线上。春秋季节，他们在这些地方储备粮食，冬天就围绕这些地方与敌人转圈子，其分布之广，组织之完备，几近关内八路军地道战中的秘密地道，有史书称之为“林海地道”，确为中的之语。

    可见，抗联密营与关东土仓子不仅有天然的渊源关系，而且将长白山冰雪文化、树皮文化、民居文化杂糅融合，使之在抗联文化中得到完美的展现和弘扬。

    3、关东狩猎习俗赋予抗联别具特色的游击战术内涵

    杨靖宇在他创作的《四季游击歌》中写到：“雪地里游击我们有特长，穿踏板扶长杆不用喂马粮，登高岭走洼甸飞行密林间，爱国男赴国难重任担在肩。”显然，抗联在“雪地里游击所具有的特长”与满族行猎习俗有着天然承接关系，并创造出“穿踏板扶长杆”，“飞行密林间”的新战术。

    满族人常用的狩猎方式设陷阱、埋蹓子、搭伪装等，是抗联别具特色的战斗经验之一。通常抗联部队行军，都是先派一两个人在头前走，踩出脚印来，后边的部队再顺着脚印走，最后的战士负责用树枝把部队走过的脚印扫平，插上树枝伪装起来，用这种办法迷惑敌人。有抗联老战士回忆说：“敌人在我们后面跟蹓子，得派专门部队用棍子捅，试着雪底下硬，就知道是埋过的脚蹓子。再后来就派警犬嗅，他们用警犬一嗅，就把脚蹓子一个一个给扒开，我们只好在十冬腊月天下河，光脚走暖河子，断绝警犬的嗅源，才能甩掉敌人的跟踪追击。”抗联就是这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尊重民风，巧用民俗，创新游击战术，长期与日寇在零下40多摄氏度的严寒环境中斗智斗勇，每每以少胜多。

    长白山狩猎习俗中的滑雪长技、利用长白山特殊地理特点诱敌深入、运用森林植物打拐子辨识方向的习俗、挖参人围着篝火“打小宿”习俗，以及山里人采草药疗伤治病习俗，还有选择高大树木布哨、辨识地理方位等关东特有的习俗，无不被抗联熟练应用于他们的游

    击实践中。还有长白山的漫天大雪，也被抗联用来做构筑战地工事的丰富资源。严寒的冬季，老林子里冰冻三尺，在与敌人进行攻防战时，土工作业根本不可能。抗联战士们就把积雪堆起来，拍成掩体，再往上浇水冰冻，用以代替土木工事。

    杨靖宇和抗联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中对冰雪文化、山林文化的创新运用，既是抗联文化的一大特色，又是对东北民俗文化的传承和弘扬。东北民俗文化对抗联在艰苦卓绝的14年游击战争中形成的战斗经验、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培养，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因此，东北民俗文化与抗联文化具有直接的历史渊源。

    三、抗联文化与东北民俗文化的时代特征

    人类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具有一定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特征。抗日战争时期的抗联文化和东北民俗文化尽管形态各异，但在各自的文化形态上，无不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并且呈现出共同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以下两方面：

    其一，开放进取的变革意识。东北气候严寒，生存环境恶劣，在内要与野兽拼搏求生，对外要防御列强觊觎侵犯，复杂多变的形势，使东北的民风、民俗弥漫着浓郁的开放进取意识、变革意识和强烈的忧患意识。长白山狩猎文化的长期习染、民族杂处，边疆战乱频仍的悲凉境遇，以及满族人“尚骑射”的“侠义豪放”之风熏陶，使东北民俗“尚骑习武，重信守义”蔚然成风。

    “九一八”后，风起云涌的抗日战争年代，既是中华民族的最危险的时代，东北各族人民生存最困苦的时代，又是抗联文化生成发展的黄金时代。抗联部队和“尚骑习武”各居一方的绿林响马、地方豪强，出于维护民族危亡、自身生存和成就抗日救国大业的需要，纷纷在政治主张、军事战术和民俗文化诸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变革。政治上，“反满抗日、救亡图存”风靡东北大地。在东北抗联顽强战斗的榜样作用影响带动下，一贯在大深山里“打着吃”的山林武装变革“劫富济贫，占山为王”传统习惯，纷纷举旗抗日；东北军散兵和地方警察武装也摒弃“反共”、“剿匪”等政治偏见，奋起组建抗日救国军，与抗联及山林队并肩作战、联合抗日。一时间，“开放进取，救亡图存”成为“九

    一八”后一段时期里的最强音和主旋律。这场旨在“救亡图存”的政治和军事变革，使东北一跃而成为中国最先与日本关东军相抗衡、坚持时间最长、牵制日军力量最多、也是最早受到毛泽东（1935年）赞誉的“长白山抗日游击根据地”，长白山区的抗联大本营则被日本关东军视之为“癌肿地带”。

    同时在民俗文化上也具有重要意义。抗联文化首开向各民族学习融合之先河，在东北传统满族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氛围中，杨靖宇将“不论信仰、不分民族，只要是抗日的就联合”的政治主张厉行到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中。由杨靖宇作词、战士们谱曲的《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韩民众联合起来》和规劝满洲士兵的歌曲《满洲士兵们》等一大批抗日战歌，明确了各民族团结抗日的共同战斗目标，不仅汉族战士在唱，朝鲜族战士也在唱；不仅抗联战士们唱，山林队士兵、根据地群众、甚至伪满军的基层官兵也跟着唱；不仅唱响关东大地，还被朝鲜义勇军带到朝鲜，唱到朝鲜半岛。当年杨靖宇和战友们在戎马倥偬中创作的许多抗战歌曲和富于感染力、号召力的救亡话剧，都在抗联部队、抗日山林队、各种抗日武装部队和根据地内巡回演出过，深受欢迎，起到警醒民众，鼓舞士气，营造氛围的良好作用，对于促进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们在抗战时期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顽强地延续东北民俗文化传统，勇敢地坚守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对东北民俗文化的存续和发展，起到了不小的积极推动作用。

    其二，兼容并包的团结精神。从抗联文化的生成和发展的过程分析，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团结精神可谓抗联文化和东北民俗文化最显著的时代特征。

    东北民俗文化有两大特点：其一为奋力协作，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这种精神与长白山狩猎和木材采伐行业所特有的协作性和群体性生产方式分不开。因为进山围猎、伐木总要有一定

    的人数，并有明确的分工；在生产过程中，伐木需要群体行动，运送流木需要群体行动，出售木材也需要群体行动。可以说，从古至今，集群互助、团结协作是狩猎、伐木的生存必需，也是生产必需。因此，同舟共济的团队精神是狩猎文化和山林文化精髓的第一元素。其二是不畏艰险，坚忍不拔的群体意志。在林海雪原中作业，风险处处时时存在，野兽随处都有可能碰到，狂风暴雨时时都有可能不期而来。他们知道危险，可他们总是坚忍不拔，不畏艰险。这种文化特征在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特殊际遇下，被抗联文化所吸纳，融入到抗联文化、民俗文化等多元文化因子中，凝聚到爱国主义精神上，投射到抗日救亡战场上，增强了东北各族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强化了民族精神，塑造出“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被鬼子所吓倒”的坚忍不拔，抗争到底的民族品格。

    通过吸纳东北民俗文化，抗联文化兼容并包的特征更集中地体现在：“爱国一家，不分先后，不分民族，不论信仰，只要是爱国的就联合”的政治主张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留着子弹打日本”的战斗口号中，由此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生成发展为独具特色的抗联文化。抗联文化的乳汁直接哺育出杨靖宇、魏拯民、李红光、曹亚范、曹国安和王凤阁、王德林等抗日英雄人物。这种不设门户，不拘一格的文化氛围的形成，是与抗联长期实行兼容并包的统一战线政策分不开的。

    因此，抗联文化不仅贯穿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思想，而且融入到东北民俗文化的价值追求和基本原则之中，以“救亡图存”为群体意志，以“团结抗日”为行为规范，以“宁可牺牲生命，也绝不被鬼子所吓倒”的精神风貌为特征的抗联文化，吸收和借鉴了东北民俗文化元素，发扬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优秀传统，与长白山历史、民风民俗相融合，对内具有共性，对外具有个性，独具地域特色，为中华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殿堂贡献了一块夺目的瑰宝。